“时代楷模”公益广告作品（六）

[40]由于指责声不断，2005 年《联邦行政上诉裁判所法案》修改时，增强裁判所的纠问权成为了法律修改的重点。

国家权力的配置方案需有国家学理论的耙梳和配合，但联系实际则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利益顾忌，最高法院只取得了短暂的胜利，2008年最高法院主动撤销齐玉苓案批复，司法化运动宣告破产。然而当时最高法院适用宪法的动力仅在于妥善处理个案，并无2001年制作齐玉苓案司法解释时的见识，似乎错失了这一效仿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历史机会。

法治的理性有时候比不过高效率的人治措施，但法治理念是我们（规范）法学者的最低信条。立宪者没有采纳被广泛认可的德奥宪法法院或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机制，而是倾向效仿英法模式，将宪法守护者的角色分配给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我们知道，法国的宪法审查很长时间是由专门委员为进行事先违宪审查，在英国真正地违宪审查也是近两年的事，德奥模式和美国模式并非宪政建设的唯一途径。而近期发生的所谓学派之争，是政治宪法学派的迅速崛起所伴随和带动的，这一侧重于政治目标的学派将规范宪法学派看作狭隘、保守和无力的技术流。普遍的一种思路是，自己不能成为自己的监督者，所以否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监督自己制定的法律。

宪法的被动性和主动性，以及所联系的法治和反法治精神，部分地体现在枯坐书房的宪法学者对宪法规范和宪法现实的冷静观察与充满忍耐和理性的叙事风格所允许的文字排列中。也因为两方面的学者毕竟礼貌，政治法学派的学者有时说自己其实也是规范法学者，规范法学派的学者也说自己深受对方的启发，总之两个学派迄今并未展开过真正的学术交锋。因为，有了历史决议，有了十二大报告，宪法草案的讨论才有了清晰的方向，讨论中的分歧才有了判断的指针。

邓小平也经常对秘书处送阅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在讨论中涉及的重大问题做批示，比如，宪法序言里要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条文里不提。[7]面对这样一些重大偏离，彭真同志随即确立了讨论的基调，他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会议上提出以四项基本原则统一思想。参与讨论者首先需要领悟党的深谋远虑，然后击节叫好——高明。委员们一致同意的结果则表明共识凝聚的目的已经达到。

讨论首先基于一个认知：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领导权的最终实现不能靠法律来规定，而是要靠党的正确政策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予适当的解释。[16]讨论要尊重多数但不取决于多数。[10]邓小平的第一条标准应该是通用标准，宪法修改委员会构成的民主性、广泛性、专业性等也都可能是党的领导人要考虑的标准，但这些标准并不见之于任何公开的文本，一切标准均蕴含于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的审阅过程中。[3]这些文件能够成为宪法修改的依据， 不是党的意志的强加，而是因为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比如，当时存在一些社会问题，有的夫妻离异后，双方都不抚养孩子。对于这样庞大的讨论参与群，批评者说，如此庞大的制宪组织群，立即就显示出新中国宪法制定的特点：宪法制定的过程是一个权力要素大于智慧要素的过程。而党的领导和全面兼顾双重考量的实现，取决于精心的组织安排。[28]看来，什么样的事可以列入这四件大事，是基本不需要讨论的。

讨论中出现的重大分歧如何判明是非？需要建立标准。所以，不要提‘中华民国。

真正的理由需要听者去品味，而不是看表达出来的那些言辞。[19]同时，人民热烈讨论的场面也和各级党委的积极发动紧密相连。

[5]邓小平同志对讨论意见的经常性批示，当然不能理解为邓小平同志凌驾于宪法修改委员会之上，而应该理解为党的领导人对宪法修改的高度重视。所以，我们看到，在讨论中我们看到的理由并不都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有时隐藏在讨论的大多数参加者悄然的领会中。在讨论过程中，各种不正确的观点被纠正和剔除，加深了对正确的观点理解和认识，讨论就如同吹过沼泽的风，它用新鲜空气驱走了瘴气。审阅和提出建议名单代表着党的领导，而比例是全面兼顾的民主符号。[32] 秦前红：从历史的基点中寻找中国宪政的真知——评韩大元教授《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 (第二版)，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190页。新宪法要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同意‘权力与义务放在‘国家机构前面的意见。

[3]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得承认，以30年前的宪法草案讨论为观察对象，或许并不能呈现讨论一词的全部意涵，但它对于我们理解讨论一词的中国语境和政治意涵的标本意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如此，我们才可以明白为什么54宪法不去书写历史，因为当时的历史的书写至少得不出后半句的结论。全民大讨论也是一个民主集中、集思广益的过程。

30年过去，曾经的讨论已经成了历史，但我们离历史并不久远。这就需要人民群众在讨论中学习，在学习中讨论，从而领会了党的高屋建瓴，化被动的服从为自觉地拥护。

又如，有的儿子不赡养母亲。而在82年宪法序言中，我们看到的历史主要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史，得出的历史结论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对于宪法的决定者来说，全民大讨论本身也是一种检验，检验党的主张是否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就像彭真同志强调的，宪法修改草案的全民讨论，由各级人大常委会负责组织。

它不同于人大，此点请注意。在这个意义上，精英们贡献了智慧，促进了宪法的完备性。

[18]宪法修改委员会的成员代表了中国的精英阶层。[30]张春泉：修辞心理过程个案考察——以中国宪法《序言》部分文本的起草和修改为例，载《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130页[31]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党的主张一开始也不见得是所有的民众都能够理解的。首先，秘书处是宪法草案的实际的主要起草者。

当然，笔者无意确立一个对讨论本身的价值判断，至于这样的讨论是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抑或是说明了中国离宪政究竟还有多远，都不是笔者的答案。[9]审阅和比例是其中的关键词。[27]在笔者观察的视野里，在讨论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不同意见，经过说明和解释后都可以得到理解。此后，在这个基调范围内的事项（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两院制、不搞三权分立等）就不需要、更不应该讨论了。

[21]通过全民讨论这样的民主仪式，一方面人民表达自己的愿望，贡献自己的智慧，主人翁意识得以激发，民主就不再是一句空话。对此，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委员们议论纷纷，认为宪法必须加以规范。

（三）讨论——信息收集的程序。秦教授的观感是对54宪法的讨论而发，笔者认为，82年宪法的讨论也与之大体相当。

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草案又进行了一次修改，许多重要的合理的意见都得到采纳。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设立秘书处，负责宪法修改的具休工作。